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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丽塔》读后感1500字
借洛丽塔的宝地，我想谈谈对文学的看法。前两天，在一个新书发布会上，食指激烈的抨击了余秀华。就是那个《穿越大半个中国去睡你》的余秀华。“相信未来”的食指先生是这样说的：“看过余秀华的一个视频，她理想的下午就是喝喝咖啡、看看书、聊聊天、打打炮，一个诗人，对人类的命运、对祖国的未来考虑都不考虑，想都不想；从农村出来的诗人，把农民生活的痛苦，以及对小康生活的向往，提都不提，统统忘得一干二净，这不可怕吗？评论界把她捧红是什么意思？评论界的严肃呢？我很担心。今天严肃地谈这个问题，是强调对历史负责。不对历史负责，就会被历史嘲弄，成为历史的笑话。”余对此的反击倒很有趣：“食指先生说我不提“农民生活的痛苦”……可是，我从来不觉得农民生活是痛苦的啊，真是一个高深的课题：人们向往田园生活，凭什么又鄙薄它？真正的痛苦是作为一个农民，眼睁睁看着乡村文明的流逝啊。再过几年，哪里还有原始的农村啊。”食指用“人类命运”“祖国未来”来作为诗歌的评价依据，在当下固然显得迂腐可笑。但它的确反映了长久以来人们对文学本质的争议。即文学——即便不上纲上线到人类命运的地步——它本身是否承担了宣扬“真善美”普世价值观的义务？年轻的时候我读韩愈“文以明道”，读苏轼对韩愈的评价“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真是激动的心潮澎湃。韩先生欲凭一己之力宣扬华夏道统，挽六朝华靡颓败之文风，风范千古凛然。后来我觉得，韩愈对于文坛真正了不起的贡献可能不是建立“尊王攘夷”的道德观，而是让文学由假转真，以简驭繁。摒弃掉苛刻文体辞藻的残酷限制，文学犹如脱掉裹脚布的女人，一下子冲出门户跑进了广阔的天地。但是，脱下裹脚布的女人就是自由的吗？文学可以有更多元的尺度吗？文学可以载道也可以不载道吗？文学可以大众的也可以自我的吗？文学可以理性的也可以偏执的吗？文学可以光明的也可以黑暗的吗？许多作者对此予以颇有勇气的答复。陀翁答以《地下室手记》的无边黑暗之火，郁达夫答以《沉沦》的病态欲壑难平，谷崎润一郎答以《春琴抄》的扭曲sm之恋，芥川龙之介答以《地狱变》死亡暴虐下的战栗艺术。《金阁寺》的主角仅因嫉妒将极美化为灰烬，《蝇王》里的孩子们落入荒岛便人性沦丧……更不必说那如过江之鲫的描写出轨、同性爱等非主流社会道德观的作品了。文坛缺了这些，恐怕不是稍损其美，而是直接坍塌。就洛丽塔这部作品而言，我也看到了书友们激烈的争论和贬损。作为社会的人，我抵制任何对孩子的伤害，认为是莫大的罪恶。但作为一个也曾经真正爱过的，自然的人，我同样不能否认，透过作品我看到亨伯特真实的爱着洛丽塔。他真的非常自私的，非常疯狂的，非常真实的爱着洛丽塔。洛丽塔因其自身早熟的特质和这畸形的恋情也被非常真实的扭曲和伤害了。他真实的爱着她，他真实的害了她。他们之间真实的开始于女孩草坪上的动人风姿，男人惊艳沦陷。他们之间真实地结束于苍白怀孕的女人拿着支票颤颤的欢喜，老人掩面痛哭。这种真实性如一道绿光闪过，妖异又震撼。文中所自然流露的细腻深刻的人性及精湛绝伦的写作技巧，使其置身于顶尖文学作品之列也毫不逊色。它淋漓尽致的体现了纳博科夫细致入微的观察水平，设身处地的共情能力，游刃有余的驾驭技巧及鲜活扎实的文字功底。文中数十段精妙到无以替代的比喻段落，是落在文坛上圆润的明珠，颗颗带出清越的回响。你可以说，亨伯特是个恶心的罪犯，或是辩驳，亨伯特也是一个深情的可悲的人。但无论评价是什么，它都不能影响纳博科夫成为一个卓越的文学家，而洛丽塔成为一部杰出的文学作品。杰出。耀眼的杰出。跳不出世俗道德的审判，文学早已遍地荒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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